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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秾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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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一七)士大夫的婚恋观与性格悲剧  

2016-05-29 07:29:46|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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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士大夫的婚恋观与性格悲剧

中国士大夫大多妻妾成群,还时不时地寻花问柳,狎妓嫖娼;在商女中追求刺激,或宣泄忧闷,或寻觅所谓红颜知己。这种行为,不仅不被谴责,还时时作为艳遇传为佳话。杜牧之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诗人、士大夫最典型的狎妓行为。虽然自诩“梦觉扬州”,却不过几年光景,他又想在湖州再纳小妾,只是“绿叶成荫子满枝”而作罢。而且不仅是风流才子,即便是沙场英雄如辛弃疾,也视狎妓为寻常,“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行为,法律上也允许士大夫阶层买春买笑。
至于说到纳妾,即使不说妻妾成群,但正妻以外,有一两个小妾的却是十分普遍。有的跟在身边一辈子,已经转化为亲情,如东坡之于朝云。有的只是视同“戏子”、佣人,如白居易之于樊素。士大夫有许多小妾,到年龄大了,一般就放她们回娘家,或赠人,或换物,或卖掉。就如东坡,在写给朝云的诗《序》中就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古代士大夫以恋情诗咏妻室者少,且大多限于寄内、忆家、悼亡;而艳遇、婚外恋情之诗则不仅数量多,而且尽妍极态,情意缠绵。这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大胆的见解:士大夫中大多数人的恋情并不在妻室身上,而在于小妾、歌女、女冠或偶然相遇相悦的女子身上;对于父母之命、明媒正娶的大妇,则往往只作为家庭主妇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郁达夫毕竟有别于士大夫,其时西风已经东渐,且郁氏毕竟经历了留学和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观念的熏陶和影响。因此,不能把郁达夫的婚恋观念完全等同于旧式士大夫。但是,中国当时毕竟还在新思想传播的初期,旧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消失。郁达夫在对旧式婚姻感到不满足的情况下,兼之他的“自我型”、“浪漫悲情型”的人格特征,就决定了他在婚恋观念上跟不上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创作,他的思想、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浓重的士大夫的婚姻观、妻妾观。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婚姻状态,特定的人格类型的情况下,他遇上了深受“五四”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潮影响下的新女性王映霞。这种偶然的邂逅,使他们两人都缺乏婚恋和结为夫妻的思想准备。
郁达夫之狂追和迅速退潮,“其来也如暴风骤雨,飞沙走石,势不可挡;其去也如行云流水,影沉寒碧,瞬即消逝。不过积累多了,终会酿成痈疽,溃裂只是旦夕间事。《毁家诗纪》的发表,就是在冲动的基调上导致的”(《风雨茅庐外纪》第161页)。
首先,郁达夫起始就不应该不顾后果,不顾一切地追求王映霞(当然,王映霞本也就不应该答允),他和孙荃虽非自由恋爱,但是感情还是真挚、深厚的。这有郁达夫的日记和赠诗、酬和可证。他并不准备同孙荃离婚,事实也仅是暂时的分居。郁氏在与王映霞结婚不到四年,对王映霞的爱就已经感到平淡,甚至厌倦了(按:王映霞称为“达夫情感的倒退”),与王映霞的婚姻很快出现了“裂痕”。终于在1932年2月10日回到富阳与孙荃重续旧爱。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予所欲也”。“孙荃予所欲也,王映霞亦予所欲也!”这就是郁达夫士大夫式的婚恋观念。所以,他对孙荃的爱情消退了,就狂追王映霞;他对王映霞的激情趋于平淡之后,又再与孙荃恢复旧情。他的观念和行为表明:文人是可以既有妻子,又有小妾的,可以承认两头都是大妇。再以娼女作为性事的补充。
我们姑妄称之为“士大夫的婚恋情结”,如此而已!
其次,郁达夫对两性的婚姻与爱情的理解,很狭隘、很自私,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自己可以多妻,还时时狎妓嫖娼(按:不管是与孙荃结婚的前后,还是与王映霞婚前、婚后,或尚未离婚之前),而对于王映霞与许绍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柏拉图式的恋情”,却是绝对不允许的,其耿耿于心,如芒刺在背,又似骨鲠之在喉,不吐不快。兼之多疑,猜忌,暴躁、易怒,出尔反尔,我行我素的性格,遂有刊登“寻人启事”、“道歉启事”,多次“悔过”之后,最终还是将《毁家诗纪》公之于世的行为。据美国伊诺伊州吴怀家先生(按:陈仪秘书吴某之公子)提供的郁达夫1938年10月14日《致王映霞信》,就嘲讽她“这一颗已经许了他人的心”,王映霞经不起嘲讽,在信中的夹缝中批了几个字:“全是你的废话,你又在惹我发脾气了。”(见附录《新发现的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王映霞的“批语”)
王映霞在当年7月9日已经“具印”一张短札,坦承错误:“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热恋情事……此等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按:这种“错误”,比起郁达夫寻花问柳、狎妓嫖娼应该说不算什么)王映霞话说得很诚恳,然而郁达夫对此并不原谅,认为王映霞的“心”已经“许了他人”。
这也太过于狭隘了!根据性心理学家的调查资料,夫妻之间的“精神出轨”是经常的事。独裁的统治者是不许臣下“腹诽”的,狭隘的丈夫或妻子是不允许妻子或丈夫“腹恋”别人的。
佛罗姆说:“爱有四个构成要素,关怀、责任、尊重、了解。”虽然未必全面,但如果能做到这四样,一般说来,夫妻便不至于反目。
一位哲人说过:“爱是付出,爱是没有条件,没有代价的。”我们自然不能要求郁达夫对王映霞都“没有条件,没有代价”,这,郁达夫做不到。
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你所爱的人,相信你所爱的人,经常为你所爱的人设身处地地想:我相信她吗?我尊重她吗?我关心她吗?我为她付出了吗?”郁达夫没有为王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对她的人格很不尊重,否则,《寻人启事》、《毁家诗纪》也就不会刊登和发表了。
又有人说:“相信你所爱的人,是你有自信的表现。”郁达夫时常“自卑自贱”,对自己和王映霞的爱情缺乏自信,因猜测,而疑虑,而嫉妒,最后不调查,不分析,就相信挑唆者的“人言啧啧”。
更有人说:“爱是为了给所爱的人一生幸福!如果她(或他)感到离开你比同你在一起更幸福,那就应该选择离开。”也不能这样要求郁达夫,因为他的爱情婚恋观还停留在世纪末的士大夫阶段。但是,在郁达夫的年代,就有一个人这样做了,那就是杨之华的前夫沈剑龙:当杨之华告诉沈,自己爱上了瞿秋白,沈剑龙就很坦然地选择离开,祝福他们。1917年11月6日,瞿、杨在上海举行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爱情,常人很难做到,亦不能要求郁达夫这样做。但是,如果郁达夫在婚姻、爱情面前稍微豁达一些,就绝对不至于“毁家”。
从《毁家诗纪》的写作日期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郁达夫准备“毁家”,不是到新加坡以后的事,而是早已下了决心。《毁家诗纪》除了最后的《贺新郎》词,或许是到星洲以后临时加上去的,其余19首诗全都是1936年至1938年离开福州赴新加坡前所作。如第九、十、十一、十三这四首诗,就是发表在1938年8月22日香港《星岛日报》上的,而当时却正是他刊登《道歉启事》(7月10日)之后,与王映霞“和解”不久,同在汉寿的时候,就背着王映霞偷偷发表了。
查郁达夫9月22日才离开汉寿去福州,那么,香港《星岛日报》所刊的四首“毁家”诗,就是在汉寿时所作,其中第四首明确说到“而今劳燕临歧路”,而王映霞却还蒙在鼓里。
而9月22日作为妻子的王映霞,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郁还是十分思念和关切:

大约是我的命运应该孤独的吧,否则为什么刚刚有些静下心情时,而你又偏偏须远行?此信到时,只盼你已在福州,或者已决定了我们的行止。

9月27日信又云:

……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沙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什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

上引可知,郁、王夫妻大吵大闹之后,王映霞并未改变对郁达夫安危的关切之情。
综上所述,“郁王婚变”、夫妻解缡的主要原因,是郁达夫那种过时的、落后的婚恋观念和性格悲剧。当然,也有政治的、派系争斗的因素的介入,不过这种政治派系酿成的社会悲剧,正是通过郁达夫的婚恋观和性格悲剧而起作用的。
第三,《毁家诗纪》发表以后,离婚协议也已经签了,到了最后离别的关头,王映霞仍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并且留有余地;只是郁达夫已经无法“回旋”,不想“修补”了。《王映霞自传》“终于离婚”一节说: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经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作最后一次的试探,我就提出三个孩子的教养问题,我说:“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他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联系的线。
……
在我离开星洲上船时,郁达夫还在报馆里办公,我就留下了这样的一封最后的信给他: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办妥,你们报馆里知道我缺少路费,听说预备送二百元来,这是我首先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中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要看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都是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都还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地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

读王映霞留别郁达夫的信,让我们很自然想起唐诗中陈玉兰的诗句:“寒到君边衣到无?”令人感喟!马上就要“劳燕分飞”了,王映霞仍留下她最后的情意。从她给郁达夫写的最后的信中,不难看出她的心底,还是爱着郁达夫的。她知道郁达夫一个人是不懂生活、不会管钱的人,全家只剩下二十多元,她留给了郁达夫;临走前几天还为郁达夫赶做了几套新的衣服;殷殷嘱咐不能胡乱“挥霍”,要为三个儿子的教养负起责任。郁达夫是没有领会,还是故作懵懂?如果他知道王映霞的心意,而不声不想、不见不送,自己一个人照常在办公室里,那郁达夫还是一个“忍人”!
看来,郁达夫对于爱情非常自私和任性!他一心所想,只在占有对方的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不顾对方的感受,刊登《寻人启事》,发表《毁家诗纪》,丑化所爱的人,更是一种“任性的爱”。所以王映霞在几十年后曾感慨地说:

我与郁达夫共同生活过十二年,在他短促的五十年生命里,这是一段并不太短的历程。一直到我离开新加坡时为止,他都表示并没有不爱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他的确是还在爱我的话,恐怕也爱得不够平和,不够柔丽。我是无法来领受这种方式的爱恋的。(《半生自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

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冤家,终于在异国他乡结束了他们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令人惋惜,也令人感叹,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毁”了!
笔者作此《考辨》,本意不在“直郁”或者“直王”。只是想考证清楚这桩文学史上的未了的公案,同时也想提醒天下的有情人,在爱情来临的时候,不能自私,不能任性,要检点自己的性格上是否有缺陷?不要以为“自由恋爱”就能白头偕老,直到永远。爱情是需要呵护,不断培植,才能使它根深叶茂,开花结果。在“郁王婚变”中,双方的性格上都有悲剧因素存在。这个家之最终毁了,散了,是早在郁达夫抛弃孙荃,而王映霞应允郁达夫求爱时就已经潜伏着了。当然,王映霞也是有责任的,笔者在前几节中已经论述过,如果一定要分清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就套用中国人爱用的“三七开”吧,郁达夫负有七分的责任,王映霞也应负三分吧。
予生也晚,对于前辈如有妄加评论之处,说错的地方,万望郁、王两家的子女及其后人,有以谅之。

最后,笔者借陆放翁《游邻村舍舟归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愿郁达夫、王映霞在天之灵无有“身后是非”之叹!

(注)本书原载台湾台北《传记文学》月刊,2013年第1—5期(总第608—6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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