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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秾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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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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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一四)王映霞、郁达夫错误三七开  

2016-05-29 07:15:19|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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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王映霞、郁达夫错误三七开

“清官难断家务事”。笔者以为,郁、王之所以闹到劳燕分飞,不都是郁达夫一方的错误,王映霞也有错误。如果说郁达夫负主要责任,以七分计,那么,王映霞也得承担三分。
据笔者考察、分析,王映霞的错误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郁达夫的狂追苦恋,没有把握住“自我”,分不清敬佩、同情、怜悯诸种感情与爱情的区别;在郁达夫不能处理好同孙荃离婚的情况下,本应立即“悬崖勒马”,却不听母亲和尊长(如孙百刚)的劝告,犹犹豫豫,糊里糊涂,直到“生米煮成熟饭”(孙百刚语),只好草草结合,埋下了婚变的种子。因此,王映霞在婚后自我反思的时候,时常感觉自己的这场婚姻错了。
《达夫书简》附王映霞致郁达夫信第6封说:

在十几年前,我何曾会得遥想到有今日,有今日受着丈夫恶意的欺凌?这的确与怀瑜向我说的“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一样。倘若当初你与别人“结识”了(这两字是照七日来信中所写,你的用字似欠妥当,我是上等人家小姐,似与别人不可比也。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

按:括号中为王映霞信原文。像这样的措辞,实际上是对郁达夫说:我和你的婚姻完全错了,是月老红丝牵错;我与你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你根本配不上我;且夫妻之间用了“下流”等话,都在刺激郁达夫,使他到新加坡以后决心“毁家”。
2.作为妻子,王的性格过于矜持,缺乏温柔体贴,明知达夫“多疑”,却不肯主动释疑;似乎非要郁达夫像初恋时期那样“苦求”自己。
如,在从金华到南昌的火车上,只顾自己同李家应谈谈笑笑说说,对郁达夫则不理不睬不屑。当达夫问她们“谈得这样的津津有味,是谈些什么”?王映霞不仅没有释去郁达夫对许绍棣的疑妒,并且在没有同郁达夫商量沟通的情况下,贸然回答说:“我们正在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朋友。”这就更刺激了郁达夫,增加了郁达夫的怀疑。
王映霞在谈到郁达夫将许绍棣三封信误作“情书”后,说到自己的个性和心理活动时,承认自己“既骄又娇”,下面的一段话似乎在反思:

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和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似乎他总看不入眼。书信的往来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意用什么和顺的言辞去向他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又不得不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变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已成事实,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王映霞自传》第169页)

这是一段合乎实际而深刻的自我解剖!可惜,王映霞的反省来得太迟了。假使说王映霞的个性不是“既骄又娇”,能用“和顺的言辞”向达夫“解说”,相信达夫也会感到映霞毕竟知冷知热,夫妻或可达到相互谅解。而且,王映霞明知郁达夫比她“更苦闷”,知道“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可是,王映霞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使郁达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所以,笔者说王映霞作为一个妻子,其性格也是有缺陷的,太矜持了,太不温柔了,太不能体贴丈夫了!因此,如果说郁、王婚变郁达夫应负主要责任的话,王映霞的“骄”和“娇”,宁可怄气也不肯释疑,在夫妻之间取这种态度是很不可取的,也是女子的一种性格悲剧!
此后在汉寿,虽表面上暂时“休战”,其实还是各不相让。这在《达夫书简》及附王映霞信中都可以看出来。读者可以参阅,此处从略。
3.王映霞在夫妻之间好争胜,不留余地,时常不自觉地扫了郁达夫的面子,使他十分难堪。
1932年招待达夫二哥养吾吃饭,王映霞坚持达夫只能喝一斤酒,喝完一斤,毫不退让,连客人在座也不管,就“下令”吃饭,不能再喝酒。这种做法,都很欠考虑。如果没有客人在座,规定一次喝一斤,不失为良策;有客人来,又是兄弟,如此这般,不显得郁达夫“很怕老婆”吗?如果养吾将这种情况传回富阳老家,郁达夫还有脸面吗?
郁达夫拿了家里的五百元存折,跑到富阳同孙荃过几天。会体贴丈夫的人,即使如何不甘心,也无须终其一生耿耿于怀,并断定是郁达夫对自己“感情的倒退”。其实,王映霞未必在乎五百块大洋,重要的是认为自己成了“小妾”,连个“两头大”都没有争到;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恼恨之至,就想到万一将来郁达夫同孙荃和好,自己可能以离婚告终;孩子今后如何生活,因此就有要求郁达夫赠予版权的举动。这种做法,说明王映霞对郁达夫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当然很伤郁达夫的心。
郁达夫在《大公报》登了《寻人启事》,诬王映霞与“某君之关系”,携走家中“细软款项”等不实之词,不仅是“轻率”和“冲动”,简直就是发疯,昏了头了。这种性格,连作为朋友的郭沫若都能看出来,王映霞更应该是了解的。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中说:

但我可惋惜他有时候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而且他往往过分自贱自卑,这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自暴自弃或不自爱不自重的程度的。

说实在的,王映霞是了解郁达夫的个性的,不应该逼他再登那个《道歉启事》,而且让他自诬自己是“神经失常”,这对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在政治部任职的男子汉,怎么有面目继续留在武汉呢?即为家庭和孩子计,为夫妻和好、破镜重圆计,王映霞这一步棋是下错了。以后的走汉寿,再走福州,终走南洋,以致毁家,王映霞的在夫妻间争胜,争赢,争面子,硬是要郁达夫公开登报认错,哪像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于这个家的毁掉,王映霞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有了一次“争胜”了,就还会再争,不愿让步。1938年12月7日,王映霞自湖南汉寿—浙江江山—福建浦城,郁达夫叫人到浦城去接,可当天晚上又因与友人“夜谈,终夜不归”,致王映霞又大为不满,郁达夫再次写了张“保证书”给王映霞,王映霞在气消了以后,才答应跟郁达夫去星洲。郁达夫的“保证书”刊于5月5日《大风》第36期,作为《请看事实》的附录。全文如下:

昨晚因与友人夜谈,终夜不归,致招误解。以后当绝对不在外宿,除有必要事外,始终当与妻映霞在一处。此

妻映霞女士
郁达夫
十二月八日


王映霞在夫妻间好胜,争胜,这样的小事也要郁达夫再写“保证书”,一点都不能谅解,如此哪像是夫妻?
俗语说:男主外,女主内,此阴阳互补之哲理。男人可以在家中受点委屈,在外人面前,妻子应该尽量照顾丈夫一点体面。王映霞虽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在处理夫妻关系方面似乎还缺乏修养。特别是作为一个留洋的学生,一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经常是在别人的尊敬声中度过,怎么能忍受妻子经常用刺激性的言辞,伤其心而剥其皮?
4.将夫妻的龃龉,家庭的矛盾暴露在外人的眼皮底下,希图从别处得到廉价的理解、同情和慰藉,这是王映霞更大的一个错误;更何况已经发展到同许绍棣“精神上的热恋”!郁达夫是气量小了一点,但我们设身处地地为郁达夫想一想,他之吞不下这口气,是否亦有王映霞的不是呢?下面是《广角镜》刊出的马汉茂《给郁达夫的信》的“附录”之第(二十三)号:

我来,你我□□不□(黄按:原文如此,估计因时间日久,字迹漫漶,故以□代替,下同),要避嫌,人家说我们故意做作,不避嫌,人家当戏文看,总之,一举一动,均可得咎,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母亲来又会说起许多事情,她几个月来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的互相爱恋。她常常说,“以前也是逃难逃出事来的”,这“亦是”就含有一番意思在□向,她之与他似乎非常之厌恶,而与另一“他”却又像表好感,所以对于他的起居饮食都很关心,一遇“他”自己不留意的时候,她就会有意无意地说,“盈夏知道要担心的”。在有时谈话中,亦会有追悔十年以前事情的口吻,不过不像阿瑜说得淋漓不留余地而已。有一次我说起八字的话说去年有人替我排过说我要配兔□?

此信为谁人所写,没有手迹,已经很难考订清楚。虽不能断定,但很可以怀疑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之一:
第一,信中带引号的“他”就是写信的人;
第二,此人与收信人的母亲非常熟悉,这位母亲对“他”很有好感,“对他的起居饮食都很关心”;
第三,符合王映霞“两次逃难逃出来”的经历:一次自温州逃到上海,遇上了郁达夫;这一次因日军侵占沪杭,逃难丽水,遇上了这个“他”;
第四,“追悔十年以前”的事,当指映霞母亲王守如原本就反对女儿同郁达夫结婚,坚持郁必须同孙荃离婚作为条件;
第四,“不像阿瑜说得淋漓不留余地”,“阿瑜”似即刘怀瑜,她对郁、王结合并不看好,曾说“牵错了红丝,误了前因”;
第五,“一遇他自己不留意的时候,她就会有意无意地说,‘盈夏知道要担心的’。”将“映霞”有意换成“盈夏”,是担心信被人看到或拆开了露馅;
第六,“你母亲……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的互相爱恋”,此言与所谓《悔过书》中的“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一语,所言相同;
第七,当然,此信也进一步证实笔者的论断: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仅是“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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