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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秾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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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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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九)从文人到名士角色的转变  

2016-05-24 18:42:35|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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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文人到名士角色的转变

郁达夫在上海所交往、接触的,大多是文坛上的朋友,像鲁迅和左联的部分作家,创造社里的同仁,以及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邵洵美等党派色彩比较淡薄的文人。“文人”与“文人”的相交,相对说来,矛盾就比较小;与新闻、出版界的交往,虽有些龃龉,也不过版税的拖欠和蜚短流长的一些问题。郁达夫长期在文人堆中,有一定的威望,对于这一些小问题,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
可是,自从移家杭州以后,浙江一些官僚政客,报社的新闻记者,仰郁达夫之文名,皆来附庸风雅(个别甚至负有窥伺、监督的任务)。作为杭州官场的“政客圈”,同上海文坛的“文人圈”大不相同;郁达夫终日疲于应付,再也写不出小说来。据查考,郁达夫自1933年4月移家杭州,一直到两年半后,才有一篇《出奔》的小说(此后郁达夫再也写不出小说了),创作方面多为相互应酬的旧体律绝,或山水记游文字。创作少了,版税收入也就相应少了。王映霞《移家杭州》说:

初到杭州时,我只觉得换了一个新鲜环境,心境开朗,还没有体味出杭州的特殊境遇。两三个月以后,警察局派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检查书籍的。这个时候,我才暗中感受到自己一贯疏忽政治的可怕。继之而来的,便是各式人等的接二连三的来访,有的自称是“学生”,又有的说是“同学”,还有的竟在当地的报刊上注销了访问特写。这就很自然地给我们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分;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母双寿,乃至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庭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王映霞自传》第128页)

《风雨茅庐外纪》这样记述:

像救济院院长沈尔乔主办的集团结婚;都锦生举办的丝织风景展览;杭州铁路全线通车典礼,诗人也都一一应邀,躬逢其盛。就其身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第42—43页)

以上两段叙述,将郁达夫、王映霞移家杭州后角色的转变生动地再现出来。就郁达夫来说,就是从文人、作家,向政客场中的风雅名士转变;在王映霞说来,就是从掌勺、收版税、陪郁达夫喝酒、为郁达夫做“护士”的家庭主妇,转化为交际场中充当名士的夫人和太太。
郁达夫和王映霞对于自己的角色转化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们被杭州官场中的人牵着鼻子走,以官僚政客之“长”(权、钱、车、房以及各种排场)比己之“短”,在价值观上放弃并失去了文人、作家的“自我”。
文人,著名作家与官场中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可是作家一旦混入官场,必然要从“文人”转化为“名士”。就郁达夫而言,没有固定的收入,表面上是“名士”,实际上就是个“寒士”;王映霞也就从许多人崇敬的名作家之妻,转化为“寒士之妻”,而且还不能叫苦叫穷,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应付“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场面。(《王映霞自传》“移家杭州”)
因此,摆在郁达夫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硬撑着,当一个贫穷的“寒士”;要么改弦易辙,“为五斗米折腰”,也做官去。
但是,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寒士”来说,要硬撑门面,又谈何容易!郁达夫说:“我这一家子都赖我那支秃笔,不写点,莫说烟酒吃不上,恐连炊烟也将为之不继。”(《风雨茅庐外纪》)更兼之“风雨茅庐”的建造,费资达一万五六千大洋(其中有王映霞将郁达夫历年版税节省一部分,有从王母守如处借了一些钱,有王映霞变卖首饰的一部分钱,其不足之数,由富阳富商丁梦星的千金,郁达夫一位丁姓的“私淑弟子”补足),家中积蓄至此已经空空如也。
1935年冬天,郁、王在应酬的“无意间遇见了在西湖作寓公的葛敬恩”,“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王映霞自传》)。据说,原先陈仪拟将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职位交给郁达夫,代替郁达夫留日同学郑心南。后来陈仪发现郁到福州以后日日饮酒,招妓,甚觉不合,认为郁“名士气太重”而改为公报室主任、参议,主管一方新闻公报事情。《风雨茅庐外纪》载郑心南言:

(达夫)说是来做官嘛,又不惯呆于衙署;做官要像个官,方可得上司的青睐……达夫舍此不为,日夜忙于交际。犹记军中有什么交际副官一类,省府无交际参议这个名称,难怪有侧目而视者。

看来郁达夫即使想为五斗米做官,实际上终归是个文人。一个相对坦诚,不会耍滑头,不会玩弄手段的文人,又怎么能做官呢。结果原说好三百大洋的月薪,只好拿到二百元。从杭州到福州,郁达夫即便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从“文人”转变成的“名士”。
也有学者认为:

郁达夫被延请去(福州),大概是想借重郁达夫留学日本,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士学位的缘故罢,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向日本展开外交斡旋之际,而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陈公恰将军也是为日本当局所重视的。(王观泉《郁达夫传》)

孙百刚引用王映霞之言,也有类似的说法:

她说:达夫自己有意去游山玩水,陈公洽正好要找一位精通日语、在日本人眼中有点声望和地位的人,来专门应付当时蜂拥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等特殊客人,达夫是再适宜不过的人物。(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59页)

王映霞的说法,应有一定根据。但是,从陈仪的延请来说,或许有“借重”郁达夫之意。但是就郁达夫本人来看,恐怕主要还是经济的原因,至于“游山玩水”,或许只是附带的原因吧。
然而,郁达夫为什么不能在杭州寻一固定的职业,而必须远走“南天”呢?陈翔鹤曾有这样的看法:

那时他在杭州也是名流之一,所以无论上自省政府主席请客,下至厅长,大学校长,文艺团体请客,都莫不有他们夫妇的一份。但实际呢,无论隔得很近的浙江大学,或浙江图书馆,都决不请他作任何事情。所以达夫的生活还得靠卖文稿来维持。(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十二,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15页)

而且,在移家后不久,郁达夫应之江大学之聘,任教文艺批评和比较文学史,也因“有人写了匿名信”,检举郁达夫“颓废,误人子弟”,愤而离职。
不仅如此,借写稿为“稻粱谋”也很快将不保。许绍棣、胡健中把持《东南日报》与“国民党中央党调查统计局(中统)”,但“中统”在杭州另有喉舌《正报》,而黄埔系又有《国民新闻》。这两家报社见《东南日报》刊登郁达夫的文章,声誉日隆,很不甘心。所以两报就连手诋毁郁达夫,企图迫使郁达夫搁笔。郁达夫后来写了带有“声明”色彩的文字:“以后打算不再写短东西了。”(见《风雨茅庐外纪》)
在杭州既无固定的职业,又不能写稿,谋生之路显然全都被“堵塞”了。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郁达夫不得不离开杭州,去榕城“觅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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