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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秾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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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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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八)移家杭州的两个问题  

2016-05-23 11:23:08|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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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移家杭州的两个问题

第一,郁、王为什么移家杭州?
有一种说法是,自从同王映霞建立了小家庭以后,郁达夫“革命意志和热情严重衰退”,所以逃离上海这个文化革命的中心。这个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因为郁达夫并未加入共产党,一向疏离于革命性强的政党,一心只想当个名作家。易君左在《我所认识的郁达夫》一文中说:“他是一位有善良纯洁灵魂而又不搞政治和党派的作家,亦即是自由独立的作家。”郁达夫追求自由,从生活到创作都奉行“自我”,“不喜有人牵制”。他虽然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但并不愿意受左联章程的约束,要求自动退出,或云被左联开除,或云“除名”。
1930年12月1日《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国内文坛消息”载:

……听说郁达夫在左联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左联的会议,他从未参加过。近来达夫在林语堂、徐志摩等宴会上,曾当众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他又写信给左联,说他自己因为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脱离关系云。

这是“自动退出”说。

1930年11月22日《红旗日报》消息:

本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联在会所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六项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这是“开除”说。

1982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说:

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左联)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开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
一时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虽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

这是“除名”说。

不管是“自动退出”,还是“开除”,还是“除名”,都说明郁达夫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并非走得很近,无所谓“革命意志和热情”,也不是移家杭州的原因。
而所谓“革命意志和热情严重衰退”,论者又每每指出,是受王映霞的“牵掣”。
其实,郁达夫这段时间果真是“革命意志衰退”,责任也不在王映霞身上,虽然王映霞自己也承认“不关心政治”。这可以读一读当时一位叫许雪雪的记者对郁达夫的采访。其《访问记》引郁达夫的话说:

左翼作家联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
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已经自动地把“郁达夫”这名字除掉了。(《郁达夫先生访问记》)

据此,如果将郁达夫退出左联说成“革命意志衰退”,这责任恐怕在于郁达夫自己,或当时左联领导的“左倾”路线如郑伯奇所说的,“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议,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郁达夫移家杭州的原因,至今有人仍认为是由于王映霞的缘故。华言实编写的《郁达夫年谱》就认为1933年4 月,“在王映霞的主张与坚持下,举家移居杭州”,似乎移家乃王映霞一人之决策。其实,郁、王之移家杭州有更深刻的政治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实际原因,更有“叶落归根”的思想上的原因。
政治环境的原因。早在1928年的11月,上海作家中就盛传,当局所拟黑名单中有郁达夫,准备逮捕。郁达夫闻言即离沪,避居苏州。又如1929年2月,当局查封创造社出版部;1930年3月,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领衔签名,被列名“堕落文人”而遭“通缉”;1931年底,左联五作家柔石、殷夫等遇害,尽管郁达夫已经退出左联,但仍有危险;1933年1月,郁达夫加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由知识分子与当局矛盾更加尖锐。6月18日,在郁、王移家杭州不到两个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即遭暗杀。好在郁达夫已经离开上海了,否则,也难说不会遭到不测。
20世纪30年代以后,郁达夫小说创作渐少,而多作旧体诗与散文、游记,版税收入不如从前。1932年只发表一个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1935年发表短篇《出奔》,此后再没有写作小说。而原先的几本合集,亦因滞销,版税收入明显减少。“那时杭州的生活费用,只需上海的一半”(《王映霞自传》)。孙百刚对郁达夫家的经济状况和在上海的开销,也分析得很合情理:

那几年上海的生活,渐有高涨之势,家庭开支,杭州比上海便宜。同时,达夫的创作数量,日渐减少,原先的几本集子,年长日久,销路亦滞。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不及开始几年的多,一面开支日增,一面收入渐减……看来,他们迁杭主要是由于经济吧。(孙百刚《郁达夫外传》)

“上海米贵,居也不易”,而富阳有孙荃在老家,且也地方狭小;唯一适合居住的地方自然是杭州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居所在,富阳也属杭之郊甸,同属郁、王家乡。人到中年,难免有怀念故乡、落叶归根之思。孙百刚就认为:

另外还有一层理由,是我揣度出来的:杭州人最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无论在外地作官也好,经商也好,到头来总希望回杭州,造住宅,终老西子湖畔。(孙百刚《郁达夫外传》)

证之郁达夫的话,叫“游子想乡,飞鸿倦旅”;王映霞则认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杭州是王映霞“出生、入学、长大的家乡”,有她的“母亲、故旧、同学、朋友”在,正是迁居最合适的地方。但迁杭既是王映霞的愿望,更是郁达夫之所思,他在《住所的话》里说:

好旅游,喜漂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以埋骨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
游子想乡,飞鸿倦旅……

第二,鲁迅用过《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题吗?

钱王登遐仍如在,五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现在论者每以此诗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再足以许绍棣之介入,郁、王之婚变,以证明鲁迅很有远见,罪王映霞而为郁达夫惜。
其实不然:
首先,鲁迅此诗写于1933年的12月30日,郁达夫、王映霞早在八个多月前就移家杭州,时间是4月25日(按:《王映霞自传》误作4月28日,但阴历四月初一说的是对的),早于鲁迅赠诗249天。鲁迅怎么会在郁、王移家已成事实之后的八个月,才阻止他们移家呢?家都移了249天了,还“阻”什么呢?而且,根据鲁迅和郁达夫的友情,即使不赞成迁到杭州,也只能说“劝”,何可言“阻”?
其次,鲁迅的这首诗并非应郁达夫所请,而是应王映霞之请求而作,严格地说,是写给王映霞的。《王映霞自传》说: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

证之《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云:“下午映霞及达夫来。”30日又记云:“午后为映霞四幅一律云(按:诗略)。”鲁迅日记明确说是“为映霞四幅一律”,并非“为达夫”。
再次,王映霞在《自传》中坚称此诗原没有标题,说得有道理:

鲁迅先生送给我字幅时,诗并没有标题。有人说当时就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标题,这是不对的。因为我绝对不会把写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标题的诗,去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那不是成了自家嘲讽了吗?

王映霞所言很有道理:已经移了家,别人写了诗反对,自己能把它挂在客厅吗?那不是“自打嘴巴”!
但是,既然如此,这题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是王映霞的说明:

据朋友告知,在一九三四年秋,杨霁云编《集外集》之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里高疆写的《今人诗话》一文中,谈到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诗,内中就有“鲁迅‘讲西湖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看来很可能这位署名“高疆”的人,是第一个为鲁迅这首诗随意加上标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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