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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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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小序  

2016-05-18 09:05:53|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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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毁家诗纪》考辨一一小序

王映霞(1908—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即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之温州中学)附小教书,并任幼稚园(幼儿园)主任。12月18日,北伐军在福建战场全面胜利,进驻福州。福建军阀周荫人败逃闽北,声称将占领浙南。温州民心惶惶,居民四处奔逃。王映霞与时任浙江十中教师的孙百刚先生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轮逃往上海。王映霞与孙百刚夫妇原是杭州同乡,因与之共住上海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此时郁达夫也正在上海,因到尚贤坊拜访孙百刚,而与王映霞邂逅。在郁达夫的诚挚苦恋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其妻为浙江富阳大户人家千金,名孙荃。
从此,开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与一位奇女子的长达十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郁、王结婚12年后,1938年12月,因胡文虎的邀请,郁达夫偕王映霞南下新加坡,郁达夫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王映霞亦拟在《星中日报》副刊部主编“妇女版”。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七言律绝十九首,词一阕,并加注释体“纪事”),称王映霞在浙江时,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37万港币而“失身”。王映霞在新加坡看到《大风》旬刊上的不实之辞,立即展开反击,先后在《大风》上刊登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对郁达夫进行抗辩,夫妻遂至解缡。在夫妻争吵、协议离婚期间,郁达夫在新加坡相继有两场(阿娇小姐、英国电台播音员李小英)恋爱。移居印度尼西亚后,为了潜伏抗日,开了家酒厂,化名赵廉,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有结婚。王映霞回到重庆,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正廷牵线,与招商局钟贤道结婚。郁、王的恋爱、结婚,及至离异,在当时轰动了海内外。
笔者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古今诗人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列有《郁、王之恋与婚变研究》一题,对于《毁家诗纪》中所言王映霞拿了许绍棣37万港币和所谓“失身”之事,深感疑惑,以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材料收集与整理,头绪逐渐清楚:王映霞与许绍棣只是一种友情,或者可以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后来完成了古代部分——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柳枝,韩偓与李氏(疑为商隐女),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嫂婢姚氏,龚自珍与西林太清春七个专题,成论文十余篇,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郭沫若与徐亦定(《瓶》组诗的抒情对象)、于立忱(于立群姐姐),苏曼殊与日人弹筝女,胡适与沙菲、曹诚英,徐志摩与陆小曼,李唯建与黄庐隐几个专题,因编纂《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一书费时甚长,一直未能动手。
然于郁达夫、王映霞之相恋、婚变,其情感心态之研究却从未停止。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与王映霞通讯与电话往来近20年(1982—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本人书简165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访谈和照片等。20世纪90年代初,双方家中都安装了电话,1992年以后遂多以电话联络、交谈;书面通信即止于1994年。1995年以后,王映霞因年迈,长住深圳、杭州儿女家,电话也因此逐渐减少。王映霞老人2000年2月6日(庚辰正月初二)在杭州女儿钟嘉利家病逝,距今已经13年有余;笔者亦进入古稀之龄,再不动笔,此“债”归还无期。
应该说明的是: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其七言律绝堪称杰构。本文将在末尾予以适当的点评。
但是,在生活作风上,郁达夫却不大检点,不仅浪漫“胡闹”(王映霞语),某些地方甚而近于颓废;爱情上,自私,妒忌,任性,褊急,有强烈的占有欲,未脱旧式诗人文士之婚恋观。
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冤家,因达夫的《毁家诗纪》,12年夫妻(1928—1940),彻底结束。如果从1927年1月14日,达夫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2楼孙百刚寓所,初识王映霞算起,至1940年5月31日于香港《星岛日报》刊登离婚启事,首尾也不过13年又四个多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为现代文学史、社会史上一大公案。时至今日,有人仍据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有人则认为郁达夫《毁家诗纪》所言皆为向壁虚构,以为婚变的主要原因出在郁达夫身上。
本文除了考证郁、王婚变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外,对郁达夫的爱国思想、文学创作、人格类型,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观念等,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供现代文学史家参考。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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