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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秾姿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在大陆某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古代诗论、易儒道佛与传统文化等课程,作家。兼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著有《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东方思想文化论纲》、《唐诗与道教》、《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李商隐研究》、《李商隐诗选》(3种)、《李贺诗评注》,以及诗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花开花落两由之》,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血魂》、《勿忘我》等24种,近1200万字。移居美国后,住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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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多处处有悲欢》分论(一)《胡适的婚恋观、婚外情与两重人格》  

2016-05-13 03:00:29|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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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婚恋观、婚外情与两重人格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胡适13岁时,在母亲的主持下,与德旌县旺川村一户破落财主的女儿江冬秀定了亲;1917年完婚,相守一生。但是从定亲到结婚的近十年中,胡适在美国,其实曾有两场恋爱,都因不敢有违母命和屈从于礼教而放弃;但是,结婚后数年,又与小表妹曹诚英发生了一场婚外情,虽是弥补了自己婚情的缺陷,却让两人相互思念,痛苦一生。
定亲、结婚,并与江冬秀厮守一生,是遵从旧道德的“礼”,是屈服于亲情的“母命”;婚前的两场恋爱和婚后的一次外遇,则是心中燃烧着的“情”,是男女之间纯真的“爱恋”。前者是“自我克制”,后者是“自由之花”。难怪蒋介石曾这样评论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韦莲司: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胡适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主修哲学。他与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1914年夏天,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邂逅了从纽约回家探望教授父亲的小女儿韦莲司(Edith Williams)。
韦莲司是学艺术的,感情丰富,性格开朗,自视甚高,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狂狷,但却很愿意同这位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交往。韦莲司常与胡适在绮色佳湖滨散步。他们从艺术、东西民俗,到纵论天下大事,无所不谈。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10月20日)记载了他们时常“循湖滨行”,到了一个名叫“厄特娜”的村庄,才掉头而归。
胡适非常心仪这位“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的新女性,甚至认为自己“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他们之间的友情,在“月下散步,湖边谈心”中,逐渐滋生为爱的萌芽。
1914年6月17日,胡适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5年秋季,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两人相处的时间更多了,感情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们经常通信,约会,交谈。在论及东西方男女关系、家庭伦理异同的问题上,韦莲司的见解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这位东方型的才子,在“母命”定亲的情况下,也敢于把心中隐秘的爱情表达出来,经常给韦莲司写“情书”。
他们逐渐从友情发展为恋情。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曾透露自己给韦莲司写过100多封信:

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一九一五与一九一六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一九一五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同年8月20日,胡适作《临江仙》词,记述了两人在绮色佳湖滨“共穿幽径”的情景: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与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但当时,韦莲司并不知道胡适热恋于她,并为她写诗的事。一直到1938年6月10日,胡适在给她的信里,才告诉韦莲司,《临江仙》是为她写的。
胡适爱恋韦莲司,而及于韦莲司家的小城绮色佳。回国前一年,曾有《忆绮色佳》诗:

别后湖山无恙否?
几番游子梦中回。
街心车作雷声过,
也化惊湍入梦来。

忆地,实是忆人!但胡适因“母命”,已经同江冬秀定了亲,只好“发乎情,止乎礼义”。只是感情上一时还是不能割舍,故有《忆绮色佳》之作。
1916年8月,胡适写了有名的《蝴蝶》诗(又题作《朋友》),似也为韦莲司而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那只“忽飞还”的蝴蝶,就是胡适。韦莲司“也无心上天”,因为她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过了两个月,胡适恋上了莎菲(陈衡哲),曾作《江上秋晨》,其中有两句:

眼前风景好,何必梦江南?

绮色佳即在赫贞江之南。他说自己不再“梦江南”,其实赫贞江南的绮色佳,是他永生难忘的初恋之圣地。
1917年胡适归国前,给韦莲司写了封信,表述了相识时即爱上她,以及母命难违的处境。但是韦莲司没有回信。
他们最终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其原因主要是胡适与江冬秀已经定了亲,母命难违。其次是韦家认为异族、异国通婚不合适;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仍十分严重,即使是华人留学生,有名的学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无法与美国人相提并论。
16年后的1933年,胡适访问美国,特地到绮色佳探望韦莲司。虽然时过境迁,韦莲司对于年轻时候的那段感情并没有遗忘,她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说:

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
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

1938年,胡适又一次赴美访问,他从纽约州省会,回到纽约市,过赫贞江,旧地重游,回忆年轻时期的这一段感情,心中十分惆怅和感慨。他在《从纽约省会回纽约市》一文中说: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地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永在。

胡适身边有江冬秀,韦莲司却是一直没有嫁人。
1958年,胡适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韦莲司特制一套银质餐具赠送胡适,并在信中谈起年轻时与胡适在绮色佳与纽约的相处,给她留下的温馨记忆。
1962年,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将胡适写给她的信件,寄赠台湾的胡适纪念馆,并且张罗为胡适成立一个出版基金会。
1971年,终生未嫁的韦莲司寂寞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她的遗物中还保存着胡适的书信和一些书稿。

莎菲: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

胡适婚前与莎菲的恋爱,比起韦莲司,似乎更加缠绵,也更具柏拉图式的色彩。
莎菲,原名陈衡哲(1893—1976),湖南衡东石湾人。祖父为前清进士。陈衡哲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留美攻读西洋史。她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创作的女作家,女教授。
莎菲比胡适小两岁。胡适自康奈尔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莎菲正就读于纽约州北的沃莎大学,尚无缘相识。据胡适1916年11月17日记载:
胡适的好友任叔永将莎菲的一首题为《咏月》的诗寄给胡适。诗云: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胡适接读后,十分欣赏,从此与莎菲“神交”。但是两人通讯,却要迟得多。大约自1916年10月,至1917年4月7日第一次见面,半年时间,两人书信往返,不下100封。虽然多数都是谈文论诗,但其“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10月23日录入四首“打油”,其二《答陈衡哲女士》云: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
声明读几遭。

原来,诗前有小记云:“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中有‘细读来书中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
前信写了,才过八九天,11月1日又有《寄陈衡哲女士》:

你若“先生”我,
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
省得多少事。

陈衡哲回信云:

所谓“先生”者,
“密斯特”云耳。
不称你“先生”,
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
名从主人理;
我也不应该,
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
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
下次寄信时,
申明要何称?

过两天,11月3日,胡适以“打油诗”《再答陈女士》寄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
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
呼牛呼马,阿猫阿狗,
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如雷,
决不敢再驳回。

莎菲的《咏月》诗深深镌刻在胡适的心中,虽然与莎菲尚未谋面,胡适却每以明月比莎菲,写了不少咏“月”实是咏莎菲的诗。就在两人频频雁书的半年中,胡适就写了四首咏“月”的诗。其《十二月五夜月》云:

明月照卧床,卧看不肯睡。
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

我但爱明月,更不想什么。
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月冷寒江静,心头百念消。
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

按,胡适1916年12月6日日记,三首诗题目作《月诗》,收入初版《尝试集》,该题为《十二月五夜月》。胡适望月而无眠,正是望月思人,思念莎菲。因为莎菲这“圆月”正对着他“笑隐深林里”,或“已印清溪底”。末了的“欲眠君照我”,正是胡适望月、思月的心理投射!
其《生查子》又云: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她,梦也如何做?

这“从来没见她”,透露了玄机,“没见”的“她”就是莎菲:这首《生查子》写于1917年的3月6日,而他们要到一个月后的4月7日才第一次见面。胡适对莎菲的“精神恋爱”,可以说已经到了梦迷的境界了。在《采桑子慢》词的末了,他甚至希望“梦化尘寰入月宫”去寻找莎菲这“月里嫦娥”了!
初次见面后约三个月的7月4日晚上,胡适又一次约莎菲见面;由于几天风雾,差点儿没有见到。那天夜里,胡适作《百字令》记下这件事。上片云: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待得她来,又还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明月,万顷银波怒,孤舟载月,海天冲浪西去!

同年8月,胡适作《如梦令》两首,极写与莎菲恋爱中,偶尔“因情生怨”的小儿女情态: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痴想!痴想!想是这般模样。

此题《如梦令》,1920年3月初版《尝试集》载有三首。其三为胡适、江冬秀结婚后的1918年8月所作,见后。
然而,胡适因同江冬秀已经定亲,本年即将回国完婚,而且知道任叔永正在追求莎菲,因此也只能“止乎礼”,即便在通讯中也未敢有越次之言。其后,胡适在与友人的通讯中曾说起:莎菲是他的“一个最早的同志”,“他对于我(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
胡适虽然屈从于“母命”与江冬秀结婚,但心中却又一直珍藏着对莎菲的热烈的爱情。
胡适回国与江冬秀结婚以后,对莎菲的思念似乎比在美国时更殷切,更强烈。1918年4月25日,胡适结婚还不到四个月,作《四月二十五夜》,又一次对象征莎菲的“月儿”、“月光”、“月色”思念不已:

吹了灯儿,卷开窗帘,放进月光满地。
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住这窗儿,推出月光,
又觉得对她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斯多德、爱比苦拉斯……
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夜,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按:此诗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5卷第1号。据1921年9月16日胡适日记,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一行:“行乐尚须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
“殷勤好月”,“何处能寻你”?相思之情在天涯海角!胡适此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夜里思念莎菲,而莎菲远在美国,还不知道胡适已经同江冬秀结婚了。原来,1917年底,胡适归国并与江冬秀完婚,并没有告诉莎菲。1919年秋,任叔永正式向莎菲求婚,莎菲开始并没有答应,她还在等待胡适。
一直等到两年半后的1920年6月20日,莎菲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有“祝你和你的‘家’平安”的话。她知道胡适已经“不告而婚”,所以也在同年年底同任叔永结婚了。
同年8月,胡适作《如梦令》,题记云:“今年八月与冬秀在京寓夜话,忽忆一年前旧事,遂和前词,成此阕。”词云: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1918年11月30日,胡适母亲冯顺弟病故,胡适自北京奔丧回绩溪老家。在家住了一个多月。1919年1月,胡适回北京,夜乘小船上车站。在绩溪的一个荒村野渡,胡适又一次望“月”,思“月”,作《生查子》词:

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长相聚。 今夜月重来,找我荒州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到6月28日,胡适在《爱情与痛苦》诗中,总结了这一场相思的无奈:

也想不相思,
免得相思苦。
几度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其对莎菲的爱恋已经到了日夜摧心的境地。尤其是在女儿出生后,胡适给她起名叫“素斐”,以纪念这一段感情。胡适在日记中说:“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与莎菲英语拼写都是Saphia,即是明证。
至于莎菲对胡适的忆念,直到她与任叔永结婚四年之后,还以她刊于《小说月报》(1924年10月号)的《洛绮思问题》,对这一场恋爱作了最后的阐释。小说中的哲学教授瓦德白朗的模特儿就是胡适,研究生洛绮思就是自己的投影。两人相爱了三年,终于分手。其中悲欢离合,与胡适、莎菲的恋情极为相似。他们的分离,似乎谁也没有大错,只是命运的安排。
胡适学的是哲学,哲学使他冷静、沉隐,并善于克制、掩盖自己的感情。他的内心深处的苦痛,便只好通过文字,主要是诗歌、日记、书信宣泄出来。
但是,文字宣泄是一回事,实质的爱情又是另一回事。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终究代替不了灵肉的实质性结合。他隐藏于心中的热烈的爱情之火,终于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燃烧、喷发出来。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婚外之情以补充自己枯萎的爱,接受表妹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中感受寂寂的春意。

曹诚英:朱颜青鬓改,魂梦苦缠绵

曹诚英(1902—1973),乳名行娟,又名曹佩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
1917年12月,胡适结婚时,曹诚英曾为江冬秀做伴娘;这是胡适与曹诚英的初识。
曹父生前将她许配给邻村一家富豪的儿子胡冠英,且是“指腹为婚”。17岁时出嫁。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夫妻离多聚稀,因此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母即为儿子纳了小妾。为此,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在杭州女师时,曹诚英给胡适写信,希望在写作上得到胡适的指点。当时在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编辑安徽同乡会《旅杭会报》;曹诚英写信,请胡适为《会报》写发刊词。从此,胡适与曹诚英开始通讯往来。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到杭州游玩,顺便到女师看望这位小表妹。在杭州的五天,曹诚英一直陪伴在胡适身边。胡适因此对这位表妹产生了感情,临别时写了一首《西湖》的诗,其中有两节写道: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听了许多毁谤她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
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偷觑”,正是胡适自觉心中感情的荡漾,因而有些“不敢正眼看伊”;
“只觉得她更可爱了”,说明胡适原来就觉得她“非常可爱”;
“听了许多毁谤她的话”,即胡冠英家因曹诚英反对纳妾,提出离婚,对她进行的“毁谤”。
诗的题目是《西湖》,写的却是对曹诚英的心仪、暗恋。曹诚英读了诗,十分感动,此后的通讯也就更加频繁了。
未久,胡适得知杭州女师暑假在即,就迫不及待地再到杭州,并且有心在烟霞洞旁的寺庙租了三间房子。曹诚英也就以陪伴表兄游览西湖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这一住就是三个月。
曹诚英毕竟比胡适小了11岁,而且是真正的“初恋”,一心认为可以同胡适结合。但胡适则深知家中的“江老虎”不会答应离婚。烟霞洞外的山前路上,有许多梅树,树叶都“憔悴得很难看了”。9月26日,胡适写了《梅树》,借梅寄意,觉得与曹诚英的爱情很可能就像“带着秋容”的梅树,只是还存有一点希望: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好好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他们两度上南高峰观日出,7月29日第一次看到了“特别光亮”的日出,阳光“神速地飞到人间来”。两天后,胡适写了《南高峰看日出》,发表于8月12日的《努力周报》第65期,附记云:“奇景壮观,又在心目。”可是,第二次《十月廿三日的日出》,就因为“浓云弥满了天空”,“太阳今早上那一番光荣的失败”,“从此不见太阳了”。两首诗,反映了胡适对与曹诚英的结合,思想上存在着极大的起伏和不定感。
在杭州烟霞洞,胡适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滋润。这三个月,是胡适一生中爱情最充实和温馨的“神仙生活”。 据《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其有《烟霞洞》诗云:

我来正碰着黄梅雨,
天天在楼上看烟雾。
刚才看白云遮没了玉皇山,
我回头已不见了楼前的一排大树。

10月3日,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在日记中说:“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自杀和杀死两个儿子威胁胡适;胡适无奈,只好委曲求全,撤回“离婚”之事。
曹诚英与胡适同居三个月,并且已经怀孕,胡适却只能劝她引产堕胎。曹诚英遭此打击,十分伤心,决定从此不再嫁人,希望能够挽回胡适的心。但是,胡适在婚姻上是个“胆小鬼”,是个有名的“怕老婆”。在北大和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胡适也只好自我解嘲,以“怕老婆”自居,而且很有兴味地到处翻阅古籍,搜寻历史上“怕老婆”的故事。
由于江冬秀的以死相胁,胡适借口写作,只好躲到北京西山去住一段时间。他很负疚,又十分怀念曹诚英。1923年12月22日,胡适写了一首《秘魔崖月夜》的诗,怀念曹诚英: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适接到曹诚英引产的消息以后,在西山秘摩崖一夜难眠。12月24日,又写了《暂时的安慰》:

月光浸没了孤寂的我,
转温润了我孤寂的心,
……
静穆的月光,
究竟比不上草门上的炉火,
暂时的安慰,
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恼。

进入1924年,1月15日,同一天,胡适写了《小诗》和《烦闷》两首,怀念曹诚英。其《小诗》云:

坐也坐不下,
忘又忘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1月27日又作《江城子》词,上阕过片,将在杭州的曹比作天涯海角的一颗“孤星”:

几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一孤星。

《胡适之先生手迹》中有一首《多谢》的诗,作于1924年,没有写明时日,但从内容看,诗中说“离别便经年”,当是1924年12月所作,深深表达了对曹诚英的感念:

多谢你能来,
慰我心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
梦里总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
我如何忘得!

曹诚英引产堕胎以后,很长时间没有给胡适写信。虽然时间的消逝使胡适渐趋平静,但是心中的爱情并不能忘却,而只是深藏于心底。这年旧历七月七,胡适写了《鹊桥仙·七夕》。上阕过片云“双星仍旧隔银河,难道是相逢嫌早”;结拍则说“学他一岁一相逢,那便是天孙奇巧”。看来,胡适已经知道与曹诚英的结合是绝对的无望了,因此转而希望像牛、女一样,能够一年一度在银河畔相会。
1925年曹诚英从杭州女师毕业,进了东南大学(后更名中央大学)读农学,1931年毕业,赴美留学。胡适还特地写信给他的初恋韦莲司,托她关照。
1933年胡适访问美国,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没有去看望曹诚英;曹因此极度伤心而得病。
1937年曹诚英学成归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授,而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依旧是两地参商。至此,曹诚英才确信与胡适的恋情不会有结果。
曹诚英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
1939年,曹诚英结识了一位教授,也是归国留学生,两人已经有了感情。后来江冬秀向男方的亲戚毁谤曹诚英,男方因此片面地解除婚约。曹诚英伤心至极,上了峨眉山万年寺,拟剪发为尼,在大哥曹诚克力劝下,方始下山。这年七夕,她填了一首词寄给胡适: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曹诚英为情所困,怨胡适,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没有给胡适写信。据胡适的日记载,那年,曹信里除了这首词,“此外无一字,亦无地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几个字可认”。
1943年6月19日,曹诚英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为了纪念杭州烟霞洞恋
情20年,曹诚英又填了《虞美人》词,托人带给胡适: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12月2日又有《临江仙》云:

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 身体近来康健否?起居谁解相怜?归期何事久迟延。也知人已老,无复昔娟娟。

词中抒发了对胡适的无限眷恋和牵挂,责叹音书断绝,慨叹己身“人已老,无复昔娟娟”。20年过去,仍一片痴情。
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饭,时曹诚英正在复旦大学任教。汪孟邹知道胡适与曹诚英有这样一段恋情,征得胡适同意,请了曹诚英作陪。这是胡适与曹诚英的最后一次见面。据说,当时,曹诚英曾劝胡适留在大陆,胡适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去了台湾。
1949年以后,曹诚英到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回故乡绩溪养老,曾有《临江仙》词云“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语。
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绩溪。生前,她曾经委托湖畔诗人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的与胡适来往的书信,在她死后焚化,一缕恋丝也随即烟消云散了。

江冬秀: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一个在五四时期,高倡“打倒孔家店”、留学美国的新型知识分子,竟然对“母命”之婚姻守信到底,究其原因,首先应是胡适之“孝行”所致。《藏晖室札记》卷九,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函中有一段文字:

(母亲)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

可见胡适直到定亲12载的1915年,对回国必须与江冬秀结婚,仍心有不甘。从信的内容看来,胡适认为江冬秀文化程度太低,所以才会对母亲言“冬秀之教育各节”。胡母第3号信,今已不复存在,无法窥见信中如何责备胡适。但在给母亲信中,胡适明显表达了某些不满意,所以接到母亲责备的信后,才有自我辩解、求母亲原谅的话语:“不敢归咎吾母”;“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并恳言,作为儿子,若存“怨望之心”,则是“不识时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
但是后来,胡适在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却是这样表述他的婚姻,原来是“迁就”母亲的缘故。信中有一段话说: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全为吾母”,“力求迁就”,“博吾母欢心”,“令吾母欢喜”:胡适是既“忍爱”,又“忍痛”地遵从了这桩婚事,以终生的遗憾,成就了“孝子”之名。
1913年,胡适收到母亲的信,信中附了一帧照片。胡适写了一首《得家中照片题诗》,更明确地表示:同江冬秀结合,纯是为了使母亲高兴;母亲高兴了,就能健康,长寿。诗云: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
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
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
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
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
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
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此诗刊于1914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题为《出门》。1914年6月6日胡适《留学日记》云:“去年得家中照片,吾母与冬秀皆在焉,有诗。”即此。
从诗句和诗中情愫看,胡适只是抒写了婚后“筑室”、“辟园”与读书、饮酒的生活。虽然对江冬秀有一份“情”在,却并非热切的“恋情”、“爱情”,“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真实地流露出,为不拂母意,让母亲高兴,使她获得健康、长寿的意思。
胡适父亲胡传,清朝贡生,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1895年,甲午战争后一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占台湾。胡传离台返回福建,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胡适母亲冯顺弟,22岁即守寡。父亲逝世时,胡适只有5岁。母亲以寡妇之身,养育胡适并供其读书,是一位有气节的传统妇女。
中国古近代,大凡没有儿子的寡妇,一般都“改换门庭”,重新嫁人;但是,只要有一个儿子,不论其如何幼小,大多坚持守寡,挑起家庭重担,孝养公婆,抚育孤儿。或早早为儿子定亲娶妇;或教养儿子长大成人,以继承家业。冯氏在胡适13岁时,就替他定下这门亲事,并于第二年送子上海求学,正是这种“寡母抚孤”心态的反映。
胡适童稚之年即在母亲照拂、呵护下成长,因此对母亲给予自己的教养,崇敬有加。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寡”,“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綦严,有过未尝宽假”。其感激、孝顺,拳拳之心,从未敢有丝毫疏怠。
而江家对这门亲事是主动提议的。胡适13岁那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一次随母亲到绩溪北姑母家做客,被江冬秀的母亲看上,江家就主动提出,想将女儿嫁给胡适。由于江冬秀大胡适一岁,兼之冬秀生肖属虎,胡适属兔,虎兔相犯,所以胡母开始并不同意。后来江家找到了胡适叔叔胡祥鉴游说,说江家是当地大族,门当户对,胡母也就同意了。
江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其曾外祖父吕朝端为前清探花,翰林吕佩芳是她的外祖父。只是由于江冬秀父亲早逝,同胡家一样,家道中落,确是“门当户对”。所以江家对这门亲事很满意。
江冬秀缠脚,又不识字,在绩溪乡下,如果不是同胡适这样一位“读书人”结合,当然是一生默默无闻。所以,江冬秀也紧紧抓住这门亲事。胡适赴美留学,远离家门,江冬秀巧于心计,为了维持这段婚姻,她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抓住冯顺弟,博得婆母的好感。因此,在还没有过门的几年里,江冬秀就常到胡家问候婆母,帮忙家务,很得胡适母亲的欢心。
胡适1914年6月6日,在《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中说: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这就是胡适不忍心毁掉婚约的心理因素!他曾在日记中表述过,如果自己毁约,会造成许多人的痛苦: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母亲、岳母、冬秀)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胡适的这一段真诚的表白,是发自肺腑深处,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除了“孝行”和所谓“良心”外,胡适对于中国固有的儒家宗法制度下的婚姻道德,也存有一种莫名的礼从。
胡适少年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使他认定中国宗法孝道,绝胜美国伦理的个人主义色彩。1914年6月7日的《留美日记》有云:

吾常语美洲人士,以为吾国家族制度,子妇有养亲之责,父母衰老,有所倚仗。此法远胜此邦个人主义之但以养成自助之能力,而对于家庭不负养赡之责也。

这就是胡适所以在婚姻问题上对母亲绝对服从的思想的深处原因了。
对于母命的屈从,胡适连“小脚女人”的文化知识水平都可以不问。1914年11月,胡适曾与一位法学助教卜格特讨论“择偶”的条件问题,卜格特认为,男女之间的文化水平应该相当,这样才会有共通的语言,才能够相互了解。胡适则提出多方面的条件,并为文化知识“不相匹配”辩解。他说:

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藏晖室札记》1914年11月22日)

在这一次讨论中,胡适明确宣称自己不反对母亲为他订下的婚事。
胡适甚至认为,中国由父母之命确立的婚姻,比起西方由男女相悦而自己缔结的婚姻,更能持久。
1917年1月16日,胡适《病中得冬秀书》云: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我总想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
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胡适认为,中国的婚姻是“名分”(duty-made)造成的,西方的婚姻是男女双方“自造”(self-made)的,而“名分”造成的婚姻,对于家庭生活的长久性更有保证(1917年1月27日《关于中国婚制的演讲》)。
胡适留学美国,政治思想上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可是,处在“五四”新旧思想交替的特定时期,胡适既有新思想,在某些方面,却又坚持旧道德;在家国大事方面,他用的是西方的标准,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中,他坚持东方型的思想道德。胡适曾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注定了他一生在爱情、婚姻上的痛苦挣扎。胡适与江冬秀结婚,外表上或如平静之水面,内心却似水底之急湍漩涡;其内心深处是很不平静,是非常痛苦的。这就埋伏下婚前的两场恋爱,和婚后在杭州烟霞洞与曹诚英的“越轨”的爱情。
有人说,胡适回国任教一年多,他母亲就去世了,正是他与江冬秀离婚的适当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留美博士,北大的著名教授,全国知名的学者,并且常以“青年导师”的面孔出现在媒体,新派、旧派,对于他都有很好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婚姻如何地不满意,他也不想因离婚而抹黑自己的“形象”,丧失自己在社会上已经取得“地位”与“名声”。在“孝行”、“道德”、“良心”、“名声”的四个大包袱下,他只能是“情愿不自由”了。《病中得冬秀书》云:

岂不爱自由?
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
也是自由了。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之两重人格的典型思想和表现。但是,胡适的婚姻究竟“自由”了没有呢?从他在婚外同韦莲司、莎菲、曹诚英的恋爱看来,回答是否定的。不仅自己“不自由”,也害了三位新女性;同时,从“没有爱情的婚姻”来看,也是害了江冬秀。所以,胡适的遵从旧道德,“情愿不自由”,实际上是“害人又害己”。而且这种伤害,不是短暂的,而是使人使己,终其一生的伤痕无法抚平,其祸害亦深且大矣!
胡适一生用“礼”以克制“情”,用“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用“亲情”代替爱情。但是,为了他的行孝道、守道德、保名声,他居然服从于外在的、外加于他的“礼”,对于发自本心的“情”,原是自己内在的要求,却忍心、忍痛自我剥夺了。
胡适表面上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其实他更是一个充满着热烈感情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终于在婚后的第五年,一度勇敢地冲出“小脚女人”的樊笼,为了曹诚英的真挚之爱,与旧礼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胡与韦莲司、莎菲的爱情,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与曹诚英在烟霞洞的爱,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惊天动地的爱!但是这三位女性最终都败下阵来。江冬秀得其“实”,韦莲司、莎菲、曹诚英得其“虚”;江冬秀得到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韦莲司、莎菲、曹诚英得到的是没有婚姻的真爱。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恐亦见仁见智。
大孝子,良心,旧道德,个人名声,是胡适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换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爱情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行为,他牺牲的不仅是一己之幸福,同时也连带牺牲了三个深深爱他的女子的幸福。这种婚恋上的表里不一,害人害己,正是胡适之式的两重人格!所以蒋中正对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似应改为:

提倡新文化,却违心遵循旧道德;
施行旧伦理,实无意伤害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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